引言
进入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蒙古高原和相邻的西北其他地区，相继对外开放了一些贸易口岸。包括年开放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年开放的喀什噶尔、库伦，年开放的迪化、吐鲁番、哈密、古城、肃州、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年自开的归绥、张家口、多伦诺尔，年自开的包头等。
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在这些口岸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下，当地畜牧业经济原有的相对封闭状态被打破，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西北畜牧业经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畜产品的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也逐步开拓出来。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西北地区的畜产品对外贸易，有东、西、北3个方向。其中，向西、向北输往俄国，向东方向则辗转通过天津口岸进行。
据相关史料记载，天津开埠以后，外国洋行即通过天津及其腹地的市场网络，来收购西北等地的畜产品进而出口到国际市场。津海关贸易报告明确指出：“天津特有之出口货，计有毡、毡帽、马毛、各色皮货、骆驼毛、绵羊毛、山羊毛、牦牛尾、水牛角及水牛皮。所有此类商品，除毡及毡帽率由直省所制外，均产于蒙古。”
而把西北的畜产品从产地运销到天津洋行的中间人，则主要是活跃在牧区和各中级市场上的山西旅蒙商人与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商人。从事皮毛收购业务的旅蒙商人，除了小部分属于个体经营外，大部分是由各大商号派出的，其采购方式则以“出拨子”的形式进行。拨子们把所换来的皮毛，驮载在牲畜背上或牛车上，运销到归化、多伦诺尔（今多伦）、张家口等皮毛的中级市场上去。
这些城市都有很多规模较大的商号和洋行，它们从事皮毛的购销业务，成为连接草原初级市场和天津终点市场的桥梁。年，天津的英商仁记洋行及其买办最早来到包头，他们以山西人开办的恒义德牲畜皮毛店为落脚点，收购了抓羊毛二三十万斤，雇用骆驼运经张家口抵达天津口岸。
接踵而来收购皮毛的，是天津的英商新泰兴洋行及其买办。为了便于经营，他们稍后还在包头设立了自己的皮毛商号，有天长仁、天聚德、天泰合等。进入20世纪以后，天津其他洋行也纷纷到包头设立分庄，如俄商隆昌洋行，英商平和洋行、慎昌洋行、怡和洋行、聚立洋行、成记洋行、安利洋行，以及日商、德商洋行。
洋行和买办在绥远及西北广大地区的商业活动，一是把进口的洋货运进来销售，一是把当地的皮毛等土货运出去出口，双重盈利。一般情况下，洋行在春节过后就把现银预付给恒义德、明远堂、广恒西、义同厚等二三十家皮毛店，皮毛店再用这些钱支付给旅蒙商（走后山的）和伊盟7旗的商人以及毡房，由他们去具体收购皮毛。
到了6月，毛贩及毛店便把收购来的皮毛按照洋行认可的价格交付，由洋行雇佣车马（后来是火车）运回天津出口。进入20世纪以后，以京津为中心，修筑了较为密集的北方现代化铁路运输网，使蒙古、东北、西北等地的皮毛，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运输方式抵达天津。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战各国对畜产品需求的大幅增加，也为蒙古高原牧业的外向化带来了更加辽阔的国际市场，天津与其腹地间的皮毛运销更加繁盛。西北地区成为天津畜产品出口的主要基地，畜产品的出口逐渐在天津进出口总值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畜牧业外向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蒙古高原牧业经济的市场化和外向化。
一方面，随着外部商品的输入，牧民原来食肉衣皮的单一消费结构中，增加了茶叶、布匹、卷烟、食糖等新式生活日用品；另一方面，牧区原来用途很小甚至是废物的羊毛、羊肠、骨头等，则变成了可以换取货币或其他日用品的重要商品，出口值日渐增大。
年，天津港羊肠的出口价值为关平两，年为关平两，年为关平两，其主要的来源地就是蒙古高原等西北地区。经济收入的增加，生活质量的改善，直接刺激了广大牧民多养牲畜、养好牲畜的积极性，使蒙古高原畜产品对外输出的品种和数值，一直呈现出上升的态势。
草原过度开发与土地沙化的关联
西北地区近代时期的经济开发活动，无疑促进了该区域的社会进步，并提高了人民生活的质量。但是，西北地区毕竟是一个气候严重干旱、自然生态条件极度脆弱的区域，在该区域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如果忽视自然规律，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会给生态环境造成难以修复的巨大破坏，反过来严重制约西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近代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开发过程中所引起的快速沙漠化，既是严酷的历史事实，更是惨痛的反面教训。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引发区域环境剧变的外部因素，不外乎自然和人文两个层面；不过，二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影响力度是不同的。
就绥远地区来说，其气候干旱、沙漠广布、生态脆弱的初始自然地理景观，主要是更新世中后期青藏高原剧烈隆起造就的，该区域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等，就形成于那个时期；而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和演变，也自更新世后期就开始了。此后直至清代中期，尽管气候上也出现过冷暖干湿的交替与波动，但并不足以引发土地的显著沙化。
从人文层面来看，人们虽然也在这里从事过连续的畜牧业和断续的农业生产，但限于开发强度，也没有造成环境的显著变化，可以视为土地沙化的缓慢发展期。然而，清代中期以后，蒙古高原地区的土地沙化速度明显加快了。
数据显示，原来很多水草丰美的牧地现在已经变成了沙丘，原本彼此孤立的沙丘则连成了一体；到年，仅鄂尔多斯地区的沙漠化面积，就已经达到平方公里，占该区面积的58.93%。
从自然原因看，-年的年间，该地区易于土地沙化的温干气候达年，占3/4，而情况稍好的凉湿气候仅有40年，这表明清代中期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绥远地区的气候条件是不适合人类高强度经济开发的。
而该时期的经济开发的实际情况却是农业、畜牧业、商业以及药材采挖业的发展规模和程度，都已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结果是在促进经济开发的同时，加速了土地的沙漠化。人的过度干预显然成为环境剧变的主导因子。
在中外商人和当地牧民的共同努力下，蒙古高原的近代牧业经济，市场化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扭转了千百年来这一地区畜牧业的封闭落后状态。但是，由于畜牧业发展与草原生态平衡之间，存在一个负相关的比例关系。
所以，在当时只能依靠增加牲畜头数才能提高畜牧业产量和产值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牧民们只有通过增加单位草场的载畜量，才能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这就会使草原出现一定程度的超载现象。而超载就会使草场因牲畜反复不断地啃食而得不到休养和恢复，使原本异常脆弱的地表因失去应有的植被保护和牲畜过度的践踏而引起土壤结构的弱化，进而引发土地的沙漠化。
相关研究表明，50.5%的沙漠化土地是由草地过度放牧引起的。当牧草采食率持续高于55%时，草地开始发生退化；当牧草采食率持续高于70%时，草地迅速退化和沙漠化。载畜量增加和草原退化的内在机制是：过度啃食使植物光合作用面积减少，光合能力下降，导致用于覆盖地表和固定土壤的物质和能量减少，在家畜践踏和风的双重作用下，裸露的沙质地表发生风蚀并形成风沙流，进而引起更大范围的草地沙漠化。
定量研究表明，过牧草地49%的裸地是家畜过度啃食引起的，其余51%是风蚀引起的。有学者指出：“清代以前的蒙古传统农业是以游牧经济的副业形式出现的。蒙古人从未大量滥垦牧场，因此蒙古传统农业一直没有对其游牧经济构成威胁。历史进入了清代，大批汉族农民涌入草原后大量开垦牧场，农耕面积不断扩大，草场面积越来越减少。”
结语
“从此蒙古人的游牧生产受到来自农业社会的冲击。清代的蒙地开垦是蒙古游牧社会变迁的一大转折点。”意思是说，蒙古草原自然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内地农民及其农耕生产方式的移入，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忽视牧业盲目发展所引发的过牧化问题，恐怕也未必全然符合蒙古高原近代历史的实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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